在今年兩會上，碳達峰、碳中和成為熱詞。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紮實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優化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等。碳達峰、碳中和將成為影響我國未來40年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為實現緊迫的碳達峰與碳中和目標，我國將全面加速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生態環境保護也將步入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新階段，生態環境產業因此迎來新一輪重要窗口期。

面臨發展新機遇，環保產業的機會在哪兒？環保企業又應如何作為？我們聚焦碳達峰和碳中和，對相關內容進行了綜合整理。

碳達峰和碳中和是什麼？

要理解碳達峰和碳中和，先來說說這個碳是什麼。

「碳達峰」和「碳中和」里的碳是二氧化碳，是導致全球變暖的最大元兇，地球天氣變得如此極端，二氧化碳做出了80%的「貢獻」。

過去的200年裏，人類向大氣層排放了數萬億噸二氧化碳，如同給地球穿了個「棉襖」，讓地球無法散熱，溫度持續升高。

國際聯合科研小組發表調查報告稱，在過去的100年間，人類活動引發的溫室效應使地球平均溫度上升了0.74攝氏度。這0.74攝氏度就是冰川融化、山火頻發、蝗蟲成災等現象的原因之一。所以要遏制全球繼續變暖，就要想辦法處理二氧化碳。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8年達到了335億噸，其中96%由化石能源的使用產生。2018年全球碳排放的第一大來源是火力發電，佔比42%，其次是交通行業，佔比25%，工業佔比23%，主要在冶煉、煉化等領域產生。

為了聯合各國解決這個問題，《巴黎協定》誕生了。《巴黎協定》首先計劃推動各方積極向綠色可持續的增長方式轉型，避免嚴重依賴石化產品的增長模式繼續對自然生態系統構成威脅和能源安全危機；其次，通過市場和非市場雙重手段，促進國際合作推動所有締約方共同履行減排目標；第三，促進資本市場投資偏好將進一步向綠色能源、低碳經濟、環境治理等領域傾斜。

2020 年9月22日，中國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鄭重宣佈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碳達峰」，就是指在某一個時點，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長達到峰值，之後逐步回落。

「碳中和」，是在一定時間內，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途徑，抵消自身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也就是說，中國的目標是2030年後，中國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加，到2060年前，要實現技術手段上的二氧化碳的回收量和排放量一致，讓排放了等於沒排放，這就是碳中和。

如何實現碳中和？

廣義上實現碳中和包括了節能減排和技術回收。節能減排就包括了能源轉型、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減少一次性物品生產。能源轉型有以下六大模式。

1.能源轉型

從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看，世界能源已形成煤、油、氣、新能源「四分天下」的格局，新能源成為了碳中和的主導。

目前，全球碳減排主要依靠在發電部門降低化石能源使用，進行能源的供給側改革，大力發展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能源消納佔比。同時在幾個重要能源終端消費部門——交通、建築、工業行業提升電氣化率，以達到降低化石能源消費的目標。

對於航空、高耗能工業等無法完全用電氣化替代的領域，生物燃料和氫能來替代化石燃料的使用。要完成上述目標，需要對能源消費基礎設施、新能源發電、電網、制氫設備、重要工業設施、化石能源發電敢於進行大規模的投資發展和改造。同時對於氫能製備和儲運、電動車、儲能設備、海上風電、電力系統負荷側響應機制和靈活性提升、電力市場化、生物能開發等領域進行技術攻關。 

2. 技術回收

技術回收就是狹義的碳中和，即「碳捕集」，把排入大氣的二氧化碳捉回來，才能真正實現零排放。碳捕集之後，可以永久封存和回收利用。

目前碳捕集有三條道路：生物捕集，就是植樹造林；2. 常技術捕集，比如給煙囪加上吸附裝置；新興技術捕集，全球有15個實驗室在嘗試直接過濾大氣。

環保產業應如何參與碳達峰碳中和？

在E20研究院執行院長、湖南大學兼職教授薛濤看來，目前碳話題下的獲益主體主要是新能源行業，環保企業當前在減碳方面的市場空間並不大。

「但這並不意味着環保企業與碳達峰碳中和計劃無關。」薛濤認為，短期來看，主要還看環保企業能不能通過「賣碳」來獲取收益。例如，沼氣發電行業可能是減碳方面關聯收益較大的領域。此外，環衛新能源車輛生產企業和環境監測類企業也會有相關利好，但應該與碳交易沒有直接的關聯。長期來看，碳排放量將是衡量一個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的重要評價標尺，企業的技術路線選擇、管理水平等方面必須遵循正確的價值方向，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持續優勢。同時，碳減排納入環境監管後，很可能對環保企業提出更高要求。因此，環保企業一方面不要對當前減碳收益有過高期待，同時也要未雨綢繆，積極研究，儘早對未來行業可能帶來的變化有所佈局。

1.環保企業「賣碳」獲益多嗎？

近兩三年較難發展出成熟普遍的商業模式

薛濤認為，當前環保企業能否靠在碳市場「賣碳」獲得獨特競爭優勢，還需深入研究。

無論是原來的CDM（清潔發展機制）還是當前的CCER（國家核證自願減排量），要參與碳市場的這兩個「賣碳」項目，首先要摸清企業所參與項目的對應溫室氣體減排量，將其效果通過標準的方法學折算成被市場認可的碳減排指標，然後再進行碳交易。

「在環保行業各細分領域內，除了直接的節能效益，其他減碳效果有能被國家認可的碳核算的方法學標準很少。」薛濤指出，除了直接的節能以及沼氣利用的碳減排有針對性的方法學支撐，行業內正在實施或者研究的絕大部分與減碳可以建立相關性的領域，當前都很難詳細計算碳排放量，「比如，在垃圾分類中將有機垃圾做成肥料再回歸土壤，理論上實現了碳歸土，減少了碳排放，但整個過程可能涉及好幾個細分學科和不同的領域，當前尚未開發出相應的碳核算的方法學。」他說。

薛濤分析，很多環保細分領域減排或資源化措施缺少方法學支撐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很多環保企業具體業務中單體項目的碳排放量太小、太分散，碳減排交易的開發收益太小（而對應的程序卻相對繁瑣），繼而也就導致了對應方法學本身開發的缺乏；另一方面是不少環保細分領域跨多專業學科，開發難度很大。

大部分市政環保設施當前還沒有被貼上「高碳」的標籤。他舉例，我國相當一部分污水處理廠（包括相應污泥）平均耗能水平高於美國約一倍，且整個污水處理行業碳排放量約佔總排放量的2%左右，但分散到單體項目和電廠以及大型工業企業的減排空間相比非常有限。同時，工業企業的配套環保設施的碳排放對比工業企業製造環節而言，佔比也非常低。因此，薛濤認為，在工業領域的減排行動中會考慮生產全流程中的節能降碳問題，但對其配套環保設施這一節點有可能會忽視。

除開這些限制因素，薛濤還認為，當前碳市場本身發展也尚待進一步成熟，跨地域、跨領域的統一碳市場還未真正形成，交易頻次較低，價格發現機制還不成熟，碳價不夠高，都制約着碳減排對環保企業固有商業競爭模式的影響力度。

「因此，我認為，雖然降碳會逐漸成為企業關注的重點對象，但對當前環保企業各自商業模式的影響可能十分有限，在環保領域『賣碳』不太可能在近兩三年就能發展成一種成熟普遍的商業模式。」他說。

2.沼氣發電：「賣碳」獲益較大的環保細分

未來沼氣市場空間潛力巨大

據了解，得益於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下的CDM機制的作用，沼氣利用方面的碳核算方法學已經十分成熟，10多年前，國內不少垃圾填埋場的填埋氣發電項目通過CDM機制都曾經獲得了來自歐洲的碳減排資金。早在2013年四川省也引入了CDM機制開展農村沼氣碳交易。如果年產沼氣20億立方米，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200萬噸。

薛濤介紹，目前有直接市場空間的是有機廢棄物緊密相關的填埋氣發電和沼氣發電等，都是對沼氣的利用。「沼氣的主要成分甲烷本身是溫室氣體，可以折算成二十多倍的二氧化碳當量，另外，沼氣發電不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還節省能源，這部分也可以計入碳減排當量。」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凱軍此前表示，目前我國每年40億立方米畜禽糞便需要處理，產生沼氣潛力最少400億立方米～1000億立方米；垃圾分類後的廚餘垃圾處理，以每人產生0.4kg廚餘垃圾計算，產生沼氣0.2立方米，全國每年可產生1000億立方米沼氣。未來，沼氣市場空間潛力巨大。

就垃圾焚燒發電領域而言，天風公用環保測算，垃圾焚燒單噸日處理量產能預計全年實現碳減排約104萬噸，在2025年100萬噸/日產能的預期下，預計年減排量超一億噸。

不過，薛濤認為，垃圾焚燒發電的確能助力碳減排，但企業通過提升發電效率等方式減排的動力並不來自於「賣碳」，「考慮到當前政府支付的垃圾發電的處理費的行業平均值大概在每噸80元左右，CCER收益只能佔到1.8%，從這個比例可以看出，企業對垃圾發電工藝做技改的動機還是來自多發電直接帶來的增加的電費收益。」

整體來看，相較於環保行業，薛濤表示，碳達峰、碳中和的行動直接刺激的是能源行業和高耗能大戶，「這些領域一是有成熟的碳核算方法學支撐，二是不少企業是二氧化碳排放和減排的大戶，『賣碳』收益明顯；三是去年年底將碳排放納入環境監管範圍後，原有『能評』的作用能真正發揮，個體企業碳減排的責任被強化，碳交易市場才能真正起到價格發現的作用，碳價也才能真正開始上揚。」

3.環保企業應把降碳作為長期方向

實現市政環保設施減排整體最優解

「短期內，降碳的獲益空間小決定了環保企業的商業模式依然建立在直接污染物的去除，以及由此獲得的政府付費或工業企業的污染者付費上，技術路線選擇中的競爭優勢主要依靠性價比，但企業依然要把降碳作為長期方向。」薛濤表示。

他認為，碳指標在綠色發展評價機制上可以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考慮到綠色發展涉及多個維度，很難再找到一個可以量化、具有科學合理性和可持續性的單一指標，能像碳一樣把不同領域、不同性質的東西都折算成一個共同的參數，以利於宏觀和微觀的評價選擇，「理解碳指標被廣泛接受所帶來的意義，就像理解在易貨貿易時代貨幣的出現一樣。未來，碳排放量的多少不僅可以用於評價社會管理、行業水平和產業結構，也可以用於衡量個體企業的管理能力或者技術路線的可持續水平。」

「如果企業選擇了一條非低碳的技術路線，在未來就一定存在優化的、可替代技術的可能。比如當前污水處理廠達標需要嚴重依賴耗材或者藥劑，自然不是一種低碳的現狀，而且很可能還存在着為達標而達標的拆東牆補西牆的缺陷，就有可能被更集約性的廠網河系統的優化、更高效更具性價比的工藝路線替代。」他說，「因此，未來當環保企業判斷環境技術路線和企業內部管理方式是否是可持續的最優解時，就不會單純地以消除污染物的效果或是否節約成本來衡量，而是必須考慮低碳的因素。」

以污水處理廠為例，數據顯示，全球污水處理等水處理行業碳排放量大約佔全球碳排放量2%左右。目前，已有多個國家發佈污水處理廠碳中和技術路線圖，美國提出2030年所有污水處理廠都要實現碳中和。

「這麼大的『群落』，又有前述的單體項目減排量較小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在降碳方面產生一種新的管理方式？我認為，環保企業作為單體較難管理，當前模式對單體設施的減排的驅動力也嚴重不足，還需要國家有關部門聯合起來，對行業制定統一的減排要求，對其提出能源損耗和資源循環方面等約束性要求，來推動單個企業落實碳減排，最終實現市政環保設施減排的整體最優解。」他說。

代表委員圍繞碳達峰碳中和謀思路想對策

碳達峰、碳中和面臨哪些挑戰？要實現目標，需要做好哪些工作？針對這一話題，中國環境報採訪了相關代表委員。

1.根本是結構調整

「作為經濟大省，我們要堅定不移推進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實現減污降碳協同效應，努力在全國達峰之前率先達峰。」在去年年底召開的江蘇省委十三屆九次全會上，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在對2021年工作劃重點時，特別指出江蘇要在全國率先實現「碳達峰」的目標。

除了時間上的要求，事實上婁勤儉在會上也給出了碳達峰的明確路徑，那就是結構調整。

「碳達峰、碳中和既是我國對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也是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交給我們的政治任務。」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生態環境廳廳長王天琦表示。

「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三大國家戰略疊加；全國唯一的部省共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試點省；全省GDP連跨三個萬億元台階……

多個戰略機遇的疊加，為江蘇的率先碳達峰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未來工作仍存在很大挑戰。

「要實現碳中和，非化石能源和化石能源的消費比例要達到9:1左右。江蘇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空間。」王天琦說。

談及挑戰，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生態環境局副局長余國東也表示，重慶市面臨着能源結構偏煤、產業結構偏重等問題。目前風電、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資源稟賦弱，規模以上火電、鋼鐵、水泥、有色、化工等高耗能產業碳排放占工業排放總量80%以上。

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以「高碳」為主，這並非重慶、江蘇等地面臨的難題。農工黨中央《關於奮力推動如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提案》指出，我國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任務十分艱巨。

一方面，因為現有產業結構、能源消費仍以高碳為主，年碳排放超100億噸，佔全球總排量的1/3，工業碳排放佔比高達80%。傳統鋼鐵、建材等高耗能產業去產能任務尚需艱苦努力；重化工產業比重大、轉型路徑有待探索；化石能源消費佔比高達85%，清潔能源發展尚需加力。

另一方面，因為經濟發展的能源增長需求與減排降碳壓力並存。我國仍處於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後期，未來15年是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階段，經濟發展仍需保持合理增速，能源需求將持續增長，減排降碳壓力巨大。

為此，農工黨中央建議要以能源結構轉型為重點，構建清潔低碳能源體系，並統籌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增強綜合治理系統性和整體性。

具體來說，要儘快明確「十四五」及中長期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目標和減煤路線圖，加快非化石能源發展。加快煤電、石化、鋼鐵、水泥等高碳產業的低碳轉型，全面落實產能總量控制和新建項目產能置換要求。

2.抓手是減污降碳

「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將進入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的新階段。事實上，「協同」這一關鍵詞，在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張玉珍就曾關注。

她提交的《關於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與大氣污染治理協同控制的建議》就表示，各地要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標、達峰路線圖、行動方案和配套措施，協同城市碳排放達峰和空氣質素達標。

今年兩會，張玉珍依然關注碳達峰和碳中和問題，並結合福建省情談到了其重要意義。「近年來，福建省生態環境質量高位運行，現有主要污染物減排空間有限，而經濟發展需求下污染物排放總量剛性增長趨勢壓力不減，給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帶來巨大壓力。」

張玉珍表示，減污降碳協同，牽住以降碳為源頭治理措施的「牛鼻子」，為福建省持續鞏固提升生態環境質量提供新思路、新打法。實現減污降碳協同效應，也有利於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低碳轉型，加快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助推福建省全方位高質量發展。

與張玉珍的觀點類似，余國東也表示，重慶要堅持把減污降碳協同治理作為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總抓手，強化環境污染源頭管控，助推高質量發展之路越走越寬廣。

在此之前，各地在「協同」方面也已經積累了諸多經驗。比如重慶市將應對氣候變化要求寫入《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實施方案》，在全國率先將碳排放管理納入環境影響評價和排污許可，出台《推動排污許可與碳排放協同管理》等文件。

黑龍江省將降碳與實行最嚴格的「三線一單」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相結合，嚴控高耗能、高排放項目建設，通過規劃環評、項目環評推動區域、行業和企業落實煤炭消費削減替代、溫室氣體排放控制。

四川省將碳排放約束性指標納入省委環境保護黨政工作目標任務考核體系、省政府目標績效管理考評體系等，有力督促各項減排指標的分解完成。

福建省不斷優化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打造低碳建築和交通體系、開展碳交易試點以及多領域多層次低碳試點，協同推動能耗強度和碳排放強度下降。

「碳達峰行動和大氣污染防治緊密相關，從大氣污染防治看，要更加注重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所以工作將由『治標為主、標本兼治』向『突出治本、標本兼治』轉變。」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生態環境廳廳長王波說。

3.思路是多措並舉

全面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綠色發展，就要求通過「實現減污降碳協同效應」這個總抓手和「牛鼻子」，提高生態環境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水平。「大氣治理與碳達峰的協同增效，主要體現在突出治理路徑協同、治理工程協同和治理體系協同等三個方面。」對於下一步的工作，王波介紹。

「從措施方面的變化看，更加強調綜合治理，我們要充分發揮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體系優勢，綜合運用行政、法律、技術、市場等手段，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水平。」對於治理體系的協同，王波表示要多措並舉。多措並舉的工作思路，採訪中也有多名代表委員談到。

「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目標極具挑戰性，需要全方位多舉措進行推進，更需要法律制度予以保障。」全國人大代表、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表示。

王金南建議，要緊扣2060年碳中和願景目標，制定出台《碳中和促進法》，立法內容主要考慮明確立法目標、定位和基本原則，明確碳中和的基本制度與措施及強化優化管理體制和部門職責等。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石化副總經理李永林也在一直關注碳市場的立法問題。他表示，應該立法先行，以較高層級的立法來保障碳市場的權威性，儘快出台《全國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條例》，為碳市場體系建設提供法律支撐。

在考核機制方面，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生態環境廳廳長呂文艷表示，湖北計劃將低碳發展工作納入省級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實施降碳減污協同攻堅，嚴控高耗能、高排放項目上馬，切實提高地方主動性和自覺性。

在減排政策體系方面，全國政協委員、淄博市政協副主席、民盟淄博市委主委達建文建議，要儘快完善二氧化碳減排政策體系，加快建立碳排放監測核算、報告、核查體系，使得碳排放的信息能夠測量、監測、統計以及核查，並將其作為約束性指標，在每個季度公佈GDP指標時，公佈單位GDP產出的碳排放強度。

在制度設計和能力建設方面，張玉珍表示，生態環境部門在多年來污染物管理過程中形成的環評、監管和執法等相對成熟的手段，並不適用於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導致基層部門在實際工作中缺乏有力抓手。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儘快完善相關制度，在制定有關政策和任務目標時充分考慮生態環境部門自身實際情況，同時需加強基層工作人員在降碳方面的培訓、指導，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加大資金支持力度，夯實研究基礎。」張玉珍說。

而如何做好「部門協同」，是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生態環境廳廳長賈君長期思考的事情。「要協同工業、農業、交通等重點領域深入謀劃碳減排工作，科學優化鋼鐵、煤炭、石化等重點產業、產業園區的規模、佈局、結構。